广西同志 » 情感事迹 » 同志圈里的迷惘、孤独和沉默

不过，学界对耽美的批评也一直存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助理研究员郑熙青的《想象“耽美”》一文中，作者认为，如今在中国大陆，“耽美”受到普遍认可的定义为：由女性作者写作的、以女性读者为预设接受群体的、女性欲望为导向的、主要关于男性同性之间的爱情或情色故事。也就是说，耽美虽然是女性实现性和欲望自主权的重要手段，但是和其讨论的客体——男性同性群体——之间或许还有一定距离。郑熙青也提到，日本同性恋权益活动家佐藤雅树就认为，耽美创作中的同性恋男性人物过于理想化，不符合现实，这类文本在大众中的传播并不利于改善同性恋社群的状况或增进大众对同性恋困境的了解。

与网络狂欢中热炒CP不同，在现实生活中，同性恋主体感受到的异性恋中心社会的态度依然带有敌意。我们不妨把目光转向描绘男女同志主体的社会境遇和生存实况的同志小说文本上并由此来思考：在耽美文化盛行的今天，同性恋群体的真实处境和真实关系究竟是怎样的？事实上，我们在同志小说文本中可以看到，同性恋者被家庭和社会抛弃，处于孤儿一般的状态当中，身份难以被承认，主体认同难以建立，不仅被社会污名化，连自己也觉得自己像怪物。即便是在没有自我厌恶和逃避的情况之下，出柜、恋爱、找一个可以白头偕老的完美情人也极其艰难。虽然今天无论中外反歧视运动已蔚然成风，但在同志群体这一边缘世界当中，依然存在者更边缘的群体——人们把目光投向青春健美的男同，却忽视了更为广阔的隐形族群和这些群体的不安、颠沛与恐惧。

“人工珍珠”“孽子”和“鳄鱼”：我究竟是谁

在异性恋霸权的文化环境中，同性恋者建立自我认同、认识和接纳自己的性倾向是一个艰难复杂的过程。日本作家三岛由纪夫在自传体长篇小说《假面自白》中对自己青少年时代的剖析，无疑清晰地显示了这一过程。在小说中，“我”从小就被男性的健壮身体吸引，尤其是13岁时，第一次看到圭多·雷尼绘制的圣塞巴斯蒂安殉教图，英俊少年被赤裸着身体绑在黑树干上——“我”看着圣塞巴斯蒂安挺起的胸膛、紧缩的腹部、微微扭曲身子的腰部周围，性意识觉醒了。

这本应当是一部关于同性恋的小说，可是，三岛由纪夫反而用超出一半的篇幅写“我”如何假想和假装自己是异性恋，这无疑表明了他作为同性恋者接纳自身取向之艰难。例如，“我”在往返学校的公共汽车上，经常遇见一个贫血体质的姑娘，她望着窗外，那种百无聊赖、厌倦事物的神态和微微突出的嘴唇的坚硬劲儿都时常引起我的注目。上下车的时候，“我”总是期待着她，想自己对这个少女朦胧的感情到底是不是恋爱。可是实际上，问出这个问题的“我”心中早就已经有了答案，因为在被少女吸引的同时，“我”也被脑袋溜光的、年轻而粗野的公共汽车司机吸引。“我”意识到这两种吸引之间是有区别的：望着这个姑娘的眼光中“有一种虚假的、人工的、容易疲劳的东西”，在望着司机的视线里，则“有一种难以避免的、喘不过气来的、难受的、压力般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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