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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运动中吸引到大多数?学学同性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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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ily Hobson是研究战后美国激进运动和LGBTQ历史的历史学家。她最近出版了新书《薰衣草和红色:同性恋左翼的团结与解放》(Lavender and Red: Liberation and Solidarity in the Gay and Lesbian Left),研究性解放与反种族歧视、反帝国主义、和国际左翼团结间的关系,以下是对其新书内容的采访:

你书的标题是《薰衣草和红色:同性恋左翼的团结与解放》,能告诉我们一些这本书的内容,以及,能特别说一下,团结与解放和性取向之间的关系吗?

这本书主要讲的是从1968年到1991年美国旧金山湾区男女同性恋者的历史,从20世纪60年代末,经历艾滋病肆虐,直到冷战的结束。

这本书不仅描述了那些碰巧参与了广泛激进斗争的男女同性恋者,还描述了男女同性恋左翼政治的诞生——它的诞生开端于那些积极分子们试图解释性解放与反种族歧视、反帝国主义、和国际左翼团结间的确切联系。

因此,解放、团结和性之间的关系就是:男女同性恋左翼认为,性解放和左翼激进的团结是相互依存的。首先,他们认为没有对性解放的承诺,团结就是不完整的。第二——这一点也许更令人惊讶——他们认为,性解放运动只有与其他反帝、反资本和女权运动联合起来,才能最终被实现。

本书封面 图片来源: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同性恋历史和左派历史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然而这些历史却往往没有被讨论。历史学家会从你对同性恋政治的关注中了解到什么?

一个经验教训就是,它不仅只是一种同性恋被压迫的历史,也不仅仅是同性恋反抗的历史。这段历史不仅仅是在说,某个人感到痛苦,是因为他无法在一个原本可能接受差异的左翼运动中公开自己的性取向——这是人们谈论同性恋和左派关系的主要方式。有很多重要的历史故事都是通过上述的框架被讲述的[1],但这一框架的局限性之一就是,它倾向于重复一种观念,即左派和同性恋在根本上是分离的,有冲突的。

而我所关注的是,酷儿激进分子的斗争不仅是为了赢得认可,更重要的是,他们把性解放运动带进了反帝、反资本的斗争中,从而加深了这些斗争的意义——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依靠的正是严格的性管制。这其中的主要例子包括男女同性恋参与到社会主义女权运动中、参与到智利和尼加拉瓜团结运动中[2]。

我也不太强调理论陈述,而强调各类组织和运动中的实践,并建立一个男女同性恋左派的政治文化。我的作品表明,左派和同性恋之间并没有根本的对立。

事实上,左派本身就有一种“酷儿气质”(queerness)。酷儿激进分子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并试图向异性恋左派和只把左派当成敌人的酷儿群体们解释这一点。

1971年6月25日,人们手牵手在旧金山举行的第一次同性恋自由日游行(Gay Freedom Day Parade)中 图片来源:sf chronicle

在这本书中,你区分了同性恋左派(gay left)和“同性恋国家”(gay nation)。你能谈谈这一区别对你研究的那些活动家们来说为什么重要吗?

当然。这是在同性恋解放初期的一种区分。在说明它的时候,我介绍了一段奇特的同性恋解放计划的历史。这个解放计划要在加州阿尔派恩县(Alpine County)建立一个一些积极分子所谓的同性恋“聚居地”(colony)。

这个“阿尔派恩项目”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同性恋左翼的项目,而是归属于一个更大的同性恋解放运动。但是,同性恋左翼们十分反对这个项目。例如,在伯克利的同性恋解放阵线(Gay Liberation Front)站出来反对阿尔卑斯项目,并批评阿尔派恩项目的支持者使用殖民主义和同性恋民族主义的语言。

他们批评这种语言的原因之一是,这种语言倾向于认为同性恋群体是一个单一的整体,里面主要是中产阶级白人男同性恋者。他们还批评同性恋民族主义是分裂主义,与资本主义结盟。

有很多左翼分子抛弃了这种简单的民族主义想法。因此,同性恋的左翼分子拒绝了这个以白人中产阶级为主的同性恋国家的想法,他们认为这个计划的支持者们仅仅通过自己的经历来理解同性恋,而不与有色人种、女性、变性人和工人阶级的斗争联合。

另一个批评是,同性恋民族主义与美国的民族主义和自由派权利相一致。同性恋民族主义者会说,“我们和其他美国人一样,我们想要平等。”而不是说,“我们想要社会发生根本、全面的改变,甚至可以让现在的国家变得不像一个国家,变成一个不同于我们现今理解中的美国。”

纽约的同性恋解放阵线(Gay Liberation Front)群体 图片来源:Fred W. McDarrah/Getty Images

你书中最有趣的一个特点是你将跨国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结合起来。你能谈谈它们两者的这段关系吗?

正如你所说的,国际主义是同性恋左翼分子一直追求的东西,特别是在冷战的时候。不同国家的同性恋们相互合作来支持各种民族解放运动。这在中美洲团结运动中尤为重要,在桑地诺革命(Sandinista revolution),这场旨在代表尼加拉瓜人民的全国性运动中,美国人与尼加拉瓜人一起工作。尽管桑地诺革命被定义为民族解放革命,但是参与者都跨越了国界。

所以,你就看到了两个明显不同国家的公民相互合作。通过团结行动,他们创造了一种交流,这种交流了破除了国界,更具有跨国性。运动中包括了在中美洲移居的人,例如尼加拉瓜流亡者,他们在尼加拉瓜以外生活和工作;运动中还有在美国出生、在尼加拉瓜旅行或居住的活动人士;还有古巴人、墨西哥人、加拿大人、欧洲人等等。

这与反帝国主义事业有关系吗?

当然。这些积极分子表达了一种左翼国际主义,它批评各种帝国主义项目。尤其是在美国的左翼积极分子,他们批评美国帝国主义和美国支持的其他帝国主义遗骸。帝国主义的定义相当宽泛,它包括在我们现代语言所说的全球化。

从这本书中,你想让那些对反帝国主义运动感兴趣的读者们学习到什么?

酷儿激进分子,特别是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从多角度去思考帝国和反帝国主义。同性恋左翼试图将性解放运动和国际团结运动连结起来,这就要求他们不仅仅把帝国主义当成是有形的、可衡量的、有边界的政治经济关系,也要思考它背后潜藏的各种各样的压迫,包括对身体的压迫。

他们不仅仅通过经济的角度来描述帝国主义的这种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还从城市街区、个人身体、我们与自己身体的关系、我们性生活这些层面上来探讨帝国主义。虽然这种方法有自身的局限性,它可能扯得太远或者让观点太过松散,但是这种多视角的描述方式具有巨大的动员能力。

我想,从广义上来说,在我完成这本书时我渐渐意识到,男女同性恋左翼告诉我们,身份认同可以成为社会变革的强大媒介。如今,不管是左派对身份政治的批评,还是女权主义者和酷儿们对僵化的性别和性向概念的批评,都鼓励我们去抛弃自身的身份认同。

当然,身份认同必须不能僵化,它必须要是流动的,而对种族、性向、性别或阶级身份的严格定义也必须被拆散。但与此同时,我们不能否认,正是因为通过不断地重塑自身的身份,同性恋左翼运动和其他许多社会运动才获得了力量。

本文作者Emily Hobson 图片来源:Twitter

男女同性恋们并没有将某一个单一的身份作为自身最重要的身份认同,也没有将自身认同脱离于种族、性别或阶级的结构。他们通过与其他斗争运动的团结,一遍又一遍地重新定义同性恋身份。他们促使人们去思考,为什么各种各样的斗争,包括那些看起来距离他们很遥远的斗争,都与他们中每一个活生生的个体有关。对于我们这些致力于构建社会运动的人来说,能够吸引人必须是第一步。

我的书介绍了许多不同组织和运动的历史,但是也描述了另一种历史,那就是这些组织和运动是如何成为一个深远的政治文化的一部分,如何成为一个完整的,涉及音乐、书籍、政治海报和诗歌的网络。对我来说,这就在现实中体现出了用来思考帝国主义的诸多角度。

无论对经济政策或政治关系的分析有多高明,它都不会引起情感共鸣,也不会吸引那些没有政治经验的普通人,而同性恋者将帝国主义变成一种政治文化,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去理解激进的变革如何会改变我们自己的生活。

注释:

[1]例如Bettina Aptheker写过的Harry Hay和一些其他美国共产党(CPUSA)成员的故事;Ian Lekus写过的早期Venceremos Brigade组织里同性恋激进分子的故事;或是Trinity Ordona写过的库尔德民主党(KDP)里的同性恋成员的故事;

[2]能够说明这一点的最著名的一个组织或文件是Combahee River Collective,但由于我关注的是旧金山湾区,因此我关注的团体包括湾区同性恋解放(Bay Area Gay Liberation)团体,尼加拉瓜革命中的同性恋者(Gay People for the Nicaraguan Revolution)等团体。

作者:Emily Hobson

翻译、编辑:xd

美编:黄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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