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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性行为调查:男同艾滋病检测门诊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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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嘉定区马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门诊2楼,检验科有个20平米左右的房间,隔成了两室。艾滋病检测就在这里进行。

为了减轻检测者的心理障碍,保护检测者隐私,房间内外都没有任何指示标语。看起来,艾滋病检测和其他的门诊检测项目,并无区别。但是所有检测人员都深知,艾滋病检测有其特殊之处。长久以来,因为艾滋病容易让人联想到传染病、吸毒、同性恋、不道德性行为等,社会偏见根深蒂固,因此艾滋病检测者非常看重个人隐私。

今年是马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设立免费的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门诊(下称VCT门诊)的第4年,共来了52位咨询检测者。而在2015年开设检测门诊的第一年 ,主动前来检测的仅有2人。2016年增长到57人,2017年增长到73人。

近年来,国家政策要求,艾滋病检测和随访管理都向基层医疗机构下沉。以上海为例,2013年,上海就要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要建设具备艾滋病咨询、检测能力。但是作为艾滋病防控的最基础一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相关工作获得的关注却非常少。

2012年11月30日,在第25个世界艾滋病日到来之际,国家领导人来到北京市丰台区蒲黄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参加世界艾滋病日活动。这里成了媒体关注的热点。图片来自视觉中国

“第一年只来了2个检测者”

李元召是马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预防科的主管医师,也是艾滋病检测者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要面对的第一个医生。

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4号楼,李元召有一个小诊室,每周二、周三下午(今年12月是上海“艾滋病检测月,VCT门诊每天都开放),他都在这里给检测者提供免费的咨询服务。检测者到VCT门诊并不需要挂号,通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公示的号码就可以咨询,预约时间。他清楚的记得,2015年,门诊刚刚设立,“只来了2个检测者。”

检测者的心理障碍是不言而喻的。他们来到李元召的诊室,要面对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来做检测?这是李元召在咨询中必须要了解的问题,“会有一些感到不好意思,理由说的比较含糊,我们会做进一步的引导。”李元召说,在他的引导之下,“大多数都会说出来,因商业性行为来的比较多,也有男同,但是比较少。”

让李元召有些意外的是,前来咨询的检测者有三到四成并没有高危行为。这些人大多对艾滋病缺乏认知,并有恐艾心理。李元召记得,有一位咨询者是一家企业员工,前来检测的原因只是“因为企业劳资纠纷,一名同事的艾滋病人身份被泄露,在企业内造成了恐慌。这样的咨询者,我们一般会先劝他不用做检测,但是大部分都觉得来都来了,也不想浪费机会,最后基本上也都做了。”

在咨询中,李元召需要了解的另一个重要信息,是检测者发生高危行为的时间。因为艾滋病有窗口期(从艾滋病病毒进入人体到血液中产生足够量的、能用检测方法查出艾滋病病毒抗体之间的这段时期),我国目前各疾病控制中心普遍认可的艾滋病窗口期是3个月。李元召遇到过发生高危行为3个月内的检测者。这种情况,他的工作最难。检测者对可能的存在的“空窗期”有巨大的心理负担,医生则要在咨询中尽量疏导。

需要心理疏导还有检测结果是阴性,但是依然不放心的检测者。“可能存在某种癔症吧,觉得自己感染了,心理上无法摆脱这种想法。我了解到,有的检测者会到多个医疗机构,反复进行检测。”

在整个咨询检测的过程中,检测者不需要提供任何身份信息。过了李元召这一“关”,他们拿到一个编号,就可以到门诊二楼的检验科抽血。检验科使用的快速检测试纸由疾控统一配发。目前,马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检测方法是是血检,有两位检验科的工作人员经过统一培训,有艾滋病检测的上岗证。

和一些公益组织半小时内就出检测结果,检测者在现场等待不一样。马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检验科“一般是当天出结果,第二天我会电话告知。而且我们是初筛,如果结果是阳性,我们只会说检测结果有疑问,需要到疾控中心进行确证。”李元召说。

从2015年开设VCT门诊以来,马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来了184位主动检测者,以年轻男性为主。目前还没有主动检测者确证为艾滋病阳性。“仅仅有一位确证阳性的,是我们在一些关键场所进行检测宣传,建议检测的。”

2018年11月28日,青岛市疾控中心,工作人员使用“金标法”进行快速检测,将血样/血清滴在试纸上,半小时后观察该试纸是否出现检测线的颜色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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